民营小剧场话剧的生存之道,公共空间中的集体

本文提出的“红戏”概念,类似于现在大家都在唱的“红歌”,是特指在“文革”结束之前戏剧舞台上所表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争取民族独立和翻身解放的革命斗争故事与新政权建立之后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所发生的故事的剧目。由于“样板戏”是一个在一定时间内融入了特殊涵义的非常敏感的政治术语,且没有包括所有的同类性质的剧目,所以,不予采用。

国家院团、民营剧团、个人团体……如今话剧市场中的团队可以说是越来越多,许多剧场的档期被这些团队安排得满满当当。风格各异的话剧轮番上演,看戏成了北京年轻人的习惯,更成了一种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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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澳门官网网址 ,自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以各种戏剧形式呈现在舞台上的“红戏”剧目有数百个之多,但是,能够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发生影响,并能够在今日仍然被人们记住的剧目,也只有十来个。它们约是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等等。由于它们绝大多数是在“文革“即将发生和在”文革“中产生的,且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四人帮”魁首江青的政治观、艺术观的影响,所以,“文革”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它们被打入冷宫。上世纪80年代末,逐渐解禁,然而在教育部推动京剧进课堂,将13部“红戏”剧目的唱段规定为教学内容时,议论之声鹊起。由“红戏”而联想到“文革”苦难的人,严斥其倡导再演再唱的做法;而深受“红戏”熏陶已形成情结或者只从艺术性考量的人,则表示赞同。搜索百度网站,表示对“红戏”或爱或恨的长短不一的文章,有千篇之多。然而,评论者多是从感性、感情出发,很少从理性的、戏剧的、美学的角度,给予学术的评析。

吃窝头还是吃鲍鱼 让观众先进“馆子”再说

戏剧《王尔德》舞台照

“文革”结束已经三十多年了,当年炫目的政治色彩已经被时间的风雨还原成了本色,特定时期的革命性思维正在被理性、科学的思维所替代,站在今日历史高度的人应该也有责任对30多年前影响到当时中国人心灵的文化艺术事象,进行客观冷静的既尊重历史又具有学术品性的分析,探索它们不仅红极一时还迤逦至今的原因,发掘它们能为今天文艺事业有所帮助的价值。笔者不揣浅陋,在此简论“红戏”价值。

——访戏逍堂独立制作人李逸、音乐制作人樊冲

戏剧使许多人处于同一个空间中,是一种在公共空间中活动的集体艺术,而将现实问题进行戏剧化的展示,恰恰体现了戏剧舞台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本质。 ——克里斯·库佩

金沙澳门官网网址 2特定时代背景揭示革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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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戏剧成为一个公共空间,每个人懂得珍惜和戏剧化自己所拥有的故事就是一个开始。”欧盟DICE(戏剧改善教育标准能力)项目总监、英国大伯明翰教育剧场艺术总监克里斯·库佩近日在北京蓬蒿剧场举办的《戏剧,一个公共空间》讲座上说。讲座中,热情的克里斯·库佩手舞足蹈地带领听众探寻戏剧“有什么用”,以及戏剧与“我们”的关系。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利用包括文艺在内的各种舆论形式重新向人们宣传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旧政权这场革命的合理性,以稳定人们对共产党的信心。于是,在此期间问世的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戏”,每一部都含有这方面的内容

樊冲 知名音乐制作人,多次为话剧创作原创音乐及主题曲。话剧《如果我不是我》《白日梦》《向上走,向下走》等话剧作品的音乐创作,话剧《台疯来了》制作人。

【让人变得更“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几年,百业兴旺,政通人和,人们信心百倍,意气风发,从心底里认识到这一切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胜利带来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不可能有眼前和未来的幸福生活。这几乎成了全民的共识,因此,没有必要再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那场革命的意义。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形势发生了变化。人祸加剧天灾,使国家的发展偏离了正确健康的轨道,造成了人力、人的生命和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文革”更是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样的状况无疑给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以及那些敌对国家提供了蛊惑人心的宣传资料,让国内极少数原本对共产党政权怀有仇恨的旧制度的维护者看到了变天的希望,也使得许多人尤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精英对新的社会制度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产生了新政权的危机意识,一方面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以配套的措施防范和打击任何对新政权可能造成威胁的“敌人”;另一方面利用包括文艺在内的各种舆论形式重新向人们宣传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旧政权这场革命的合理性,以稳定人们对共产党的信心。于是,在此期间问世的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戏”,每一部都含有这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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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寻找意义的物种,有着思想意识的力量。正如教育戏剧理论家大卫·戴维斯所注意到的,人如果没有被安慰和指引会害怕,尤其在探索那些超过他们理解范围内的事物时。

无论是歌剧版还是京剧版的《白毛女》,都向观众再现了旧社会穷苦百姓苦难的遭遇。恶霸豪绅黄世仁和爪牙穆仁智等人惨无人道,在除夕之夜逼迫白发苍苍的老农民杨白劳以唯一的依靠——独生女儿喜儿来抵偿高利贷,悲愤的杨白劳在绝望中喝盐卤自杀。被抢入黄家的喜儿又遭黄世仁奸污,只得逃入深山中藏身。由于少见阳光和吃不到盐,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不但头发变白,还长出了一身的白毛!若不是共产党的救助,这一个女孩子就会被人们永远地当做“白毛仙姑”来对待,一辈子不能下山过正常人的生活。剧目形象地告知人们:万恶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共产党又把“鬼”还原成人。舞剧或京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女主人公吴清华(或称吴琼花)何以会坚决地加入红军队伍,因为以南霸天为首的剥削阶级肆意地践踏人的尊严,把劳动人民当做牛马看待,吴清华若不遇到党代表洪常青,她即使逃出了南霸天之手,也会陷入另一个虎狼窝。是洪常青和娘子军的革命队伍让她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体验到了做人的幸福。几乎所有的“红戏”都有一两段类似于《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的回忆性内容,其目的就在于表现这样一个事实:革命者的“革命”都是被剥削阶级逼迫出来的,不革命就是死路一条,再无第二条生路可言。

李逸 舞台美术设计,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为戏逍堂独立制作人,曾多次制作小剧场话剧。代表作品《忐忑》《花木兰之心不了情》。

“你可以学到如何从地图上指出非洲大陆的方位,但没有人能够说清‘我们是谁’。戏剧更不会告诉你什么才是正确答案。而当我们学会用想象力设身处地认识别人的处境,就会以更‘人’的方式行事。”克里斯·库佩认为,戏剧所做的,就是创建一个空间,给人们提供一个提问、交流、沟通和倾听的机会,人们在里面要使用想象力去探索这个世界中的陌生和熟悉,检验并建立起自己的价值。

今天,我们如果联系当时文艺决策者的动机,对“红戏”中揭示革命意义的内容就会不以为然,因为这种做法明显地是利用文艺为政治服务,将文艺绑在政治的战车上。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留存至现在的它们,客观上已经脱离了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有了独立的艺术品格。一般人尤其是没有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青年观众,不会因其内容在某个时期的政治涵义影响他们的审美接受时,这一内容会在故事逻辑与历史认识上产生积极的作用。它会让观众们理解革命者为什么会那样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为什么会对阶级敌人、民族敌人充满着切齿的仇恨?为什么革命的立场像磐石般的坚定,又是那样的不怕牺牲?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观众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那场历时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不是因为少数人的权力欲望而造成的。它是一条必由之路。现在有许多年轻人无法理解李玉和、洪常青、江姐等革命先驱在敌人酷刑之下坚强不屈的精神和杨子荣、严伟才等革命英雄不怕牺牲的品格,倒相信那些“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代价太大,没有必要,应该以改良来替代革命”之类的谬论,就是由于现在的艺术作品中很少有像“红戏”那样深刻地揭示革命意义的内容,以致青年人对旧中国的政治形势与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知之甚少而造成的。

记者:作为知名的民营话剧剧团,戏逍堂制作了许多为观众所熟悉的小剧场话剧,比如全国巡演上百场的《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等等。在现如今竞争激烈的话剧市场中,戏逍堂作为民营剧团的领头羊之一,它的经营理念和市场作用是什么?

克里斯·库佩与英国著名剧作家爱德华·邦德合作过14年,他曾出演或导演过爱德华·邦德的6部剧目,因而对爱德华·邦德戏剧中关注现代生活和社会问题的鲜明特点非常清楚。爱德华·邦德曾在戏剧《得救》中赤裸裸地向观众呈现当代英国社会中的暴力场面,“力图把观众放在知与未知之间,让他们去找到自己的本性”,该剧引起巨大争议,也从反面角度上“启示观众在跟欲望的碰撞中做出好的选择”。

金沙澳门官网网址 5继承传统功能塑造高尚品质

李逸:这样的民营剧团的出现才真正让小剧场话剧社会化,让普通观众有了话剧的概念。话剧市场必须有戏逍堂这样的团体存在,因为它不能完全被国营院团垄断,一定得是多样的。前不久2000万的风投加入了戏逍堂,所以我们开始尝试提供剧场给市场上的创作团体,具体运作和经济压力都由我们来承担,让更多年轻的创作者们有机会施展才华。

从内容题材上看,戏剧的文本可以包含生活的所有元素,并使这些元素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意味着,戏剧通过创造性地整合那些或喋喋不休或高雅优美的言辞,使一些影响深远的人类经验或者深奥意义变得可以被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更新的时代,戏剧往往会映射自己、别人的故事,展现集体生命的地图,让人更加清晰地认识自身及社会的图景,更加从容地面对当下和未来——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戏剧的原因。”克里斯·库佩如是说。

“红戏”继承并强化了传统戏曲的社会功能,它将每一个剧目都当做对人们进行品质教育的生动教材,让英雄人物的形象矗立在人们的面前,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樊冲:我记忆最深的是2002年、2003年,当时还没有“小剧场”这个概念,而戏逍堂是我们所知道的做民营小剧场的第一个团体。他们对戏剧平民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原来都是些国家院团的戏,那里年轻导演根本没有机会排戏,而戏逍堂是第一个从刚毕业的学生里面找导演、演员的,而且卖的票也不贵,真正让北京的普通观众走进剧场来了解小剧场话剧。

【哭和笑的学校】

《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明明知道只身到匪巢中有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但是他毫不畏惧,因为他明白,只有自己不怕牺牲,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快的速度剿灭座山雕等顽匪,使老百姓少受苦难和让战友们少些牺牲。《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勾结国民党军队进犯根据地,党代表洪常青为了掩护战友撤退,和敌人作顽强的拼搏,最后因重伤被俘,英勇就义。他作为一名指挥员,有权力下令让别人掩护他撤退,可他决不会这样做,因为在他的心里,把危险和牺牲留给自己,把生存的希望留给战友,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分。南霸天用功名利禄引诱他投降,他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崇高气节。《龙江颂》中的江水英,自己所在的乡村庄稼长势良好、丰收在望,然而后山的九万亩稻田却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需要淹没龙江村的良田,方可引水抗旱。江水英没有只站在小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是从大局、从他人的利益出发,说服大家,让大水通过本村的庄稼地,去浇灌别村干裂的土地。可以说,没有一部“红戏”中的正面人物没有高尚的品质,没有一个正面人物的高尚品质不深深地打动观众。

记者:在不断降低戏剧门槛来吸引观众的同时,戏的质量是否会因此没有保证,只为迎合观众口味?

戏剧(Drama)这个词源自于古希腊语的Dran,意思是去做出有意义的动作;而剧场(Theatre)来源于古希腊语的Theatron,意为一个让我们观看的场所。克里斯·库佩认为,戏剧使许多人处于同一个空间中,是一种在公共空间中活动的集体艺术。

这里涉及到传统戏曲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即戏曲的教化功能。自戏曲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被赋予了教育民众的责任。千百年来,人们通过岳飞等民族英雄的形象,懂得了这样的道理: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在民族遭受外侮的时候,决不能做秦桧那样的汉奸卖国贼,而要像岳飞那样誓死保卫自己的祖国;通过包公的形象,知道公正执法,铁面无私,才是百姓拥护、青史留名的官员,而不能做严嵩那样的草菅人命、贪墨徇私的赃官;通过赵五娘的形象,养成自己孝敬老人、克己奉亲的良好品质;受梁山好汉等众英雄形象的影响,会以抑强扶弱、除暴安民的做人标准来要求自己。当然,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也常常利用戏曲来驯化民众,以培养对他们愚忠的奴才。然而,总的来说,积极的意义大大地超过消极的作用,我们民族的优秀伦理道德能够得以一代代地传承下来,戏曲真可谓功不可没。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戏”继承并强化了传统戏曲的社会功能,它将每一个剧目都当做对人们进行品质教育的生动教材,让英雄人物的形象矗立在人们的面前,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今日的许多戏曲剧目则完全背离了其素有的教化功能,它们大都以开掘人性为能事,在“好人”身上展示出其性格与品质上的缺陷,在坏人身上则表现出他人性的闪光点,于是,剧目中没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好人,也没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坏人。这样的人物形象,自然对观众没有榜样的意义。丧失了教化功能的作品,也就没有了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对于观众而言,充其量也只能起到对复杂人性的认识作用。

李逸:存在即合理。不像国家剧团,作为民营剧团做的戏首先得卖座,不然整个团队都没饭吃。而且说实话观众有权利走进剧场来开心一下,有票房就说明观众是有这个需求的。北京市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杨乾武之前曾说过一句话,他说,“无论戏逍堂成功与否,关皓月(戏逍堂的创始人)一定是要写到当代话剧史里的一个人。因为无论戏的品质如何、市场反响怎么样,他都是民营剧团里一直在做尝试的人,并且在一个阶段是成功的”。起初话剧市场并不是什么沃土,更像是一片被烧过的土地,是这些人在开荒、播种。

我们今天谈论古希腊戏剧的时候,往往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学的形式,而忽视了它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实际上,在古希腊,剧场作为一个群众性的社会活动场所,既是教育公民的学校,也是公民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主要场所。可以说,戏剧体现在“他们的日常意识”中,当时人们还会去剧场寻求公正。“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是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写《美狄亚》的,他把自己的心理动机带进剧作中,将传统史诗中的英雄像带有问题的平常人一般呈现出来。”在克里斯·库佩看来,欧里庇得斯在美狄亚复仇的故事中暴露和批判了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而将现实问题进行戏剧化的展示,恰恰体现了戏剧舞台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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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冲:播了种,也得浇灌好啊(笑)。

但后来,古罗马时期的戏剧开始强调节庆娱乐功能。如今的我们是不是也像生活在古罗马时期?戏剧在现代剧场中大都也是作为一种娱乐方式,而不是让人了解如何成为一个人。如果说现代小说为现代公共空间的开创提供了“叙事的动力”,那么戏剧则为公共空间提供了一种叙事的方法。克里斯·库佩肯定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斯林所说的“剧场是一个民族当众思考的地方”,也对西班牙戏剧家洛尔伽的“戏剧是哭和笑的学校”深表同感。西方现代戏剧中有一种“讨论式戏剧”,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提出的“社会问题剧”与爱尔兰剧作家肖伯纳的“思想剧”概念就在此列,他们倡导“思想大于情节”,剧中人物重在讨论自身的问题和处境,从而使观众更注意戏的思想而不是戏的激情,戏剧能很好地用来探寻自我和社会的关系。

站在百姓立场反映人民心声

李逸:地腾出来了,做什么戏,是创作者要思考的。像之前我记得有个人评价演员是最累的,为什么呢,因为总碰到“无良制作人、无聊编剧、无能导演”,虽然是玩笑话,但也说明创作者的素质确实要不断提高才行。

“其实,我们的公共空间不仅仅是那些被监控录像守卫着的百货商场、超市,还应该包括戏剧。公共空间不仅仅是物质形式上的,更可以是精神层面上的。”克里斯·库佩表示,探讨当下许多人共有的情绪,就是剧场公共性的表现。“戏剧能让观众在两三个小时里,想想那些难以理清说明的美好与纠结,比如爱情。”克里斯·库佩希望大众能走进剧场,参与戏剧公共性的建构,把剧场变成一个创作人员和观众“交流思想、分享体验的会场”。

戏曲若要得到普通百姓的喜爱,必须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反映生活,以他们的爱为爱,以他们的恨为恨,和他们的感情息息相通,才能和他们的内心发生共鸣。戏曲是草根阶层的艺术,其主要接受者是广大的普通百姓,能否赢得他们的喜爱,是戏曲兴盛衰败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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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小就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听到这个故事,头脑里首先浮现的是一个撒谎的小孩儿,但你是否想过,为什么这个小孩会自己一个人在山上放羊?他为什么要喊“狼来了”?是不是因为他很孤独?克里斯·库佩提醒大家,也许有一种教育是我们缺失的,那就是戏剧教育。在这个故事里,其实我们可以放下已经习惯了的说教思维,而去扮演一下这个喊“狼来了”的小孩,去体会他的内心世界。

京剧《沙家浜》特地以一整场的内容描写军民鱼水之情:沙奶奶给新四军伤病员洗涤缝补衣服,沙四龙到湖中捕鱼捉蟹来给他们增加营养,贫困的乡民们自觉地送来从自己的口里省下的粮食。当新四军被围困在芦苇荡中断粮又断药时,是沙家浜的老百姓以生命为代价渡过湖送来给养与草药。老百姓为什么会由衷地拥护党领导下的军队呢?因为党和党所领导的军队真正地将老百姓视做自己的父母,尊敬他们,爱护他们,保卫他们,即使在养伤的时候,还帮助他们收割庄稼。以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奇袭白虎团》也同样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严伟才他们之所以能够越过重重关隘,捣毁伪军白虎团,与以崔大嫂为代表的朝鲜老百姓的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

《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剧照

“戏剧是一种思维方式,可以被应用到教育中。”克里斯·库佩负责的欧盟DICE(戏剧改善教育标准能力)项目,就是研究戏剧如何参与提高欧盟的教育标准。他认为,这种起源于英国的教学方法可以让故事进入人们的世界,是一种通过戏剧活动来培养同理心、自信心、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艺术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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